一份“加班表”悄悄疯传, 真正加班最重的群体却无处倾诉 |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昨天
✪ 孙中伟| 华南师范大学
✪ 黄婧玮| 华东理工大学
【导读】近日，一份以各大互联网公司为主的“公司作息表”在网上流传。发起者称，希望通过这一活动，促进社会重视加班问题，推进工作机制的真正变革。事实上，长期以来，并不只有互联网“大厂”存在加班情况，在公众聚焦之外，还有更多人被动陷入“加班依赖体制”，却缺乏公开表达诉求的渠道和能力。本文基于广东地区的青年农民工数据，揭示了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的成因和机制，为分析我国当前劳动法执行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文章指出，制造业依靠劳动力大量投入的总体格局并未真正改变，加班依赖体制反而蔓延至全社会各行业，但其中农民工仍是加班最严重的人群。许多企业设置”低基本工资+高加班工资“的薪酬结构，让许多外来人员和低学历、无背景青年，不得不选择加班。在雇主面前，越年轻、越缺乏学历，谈判和议价的能力越低，工作时间也就越严重超出法定工作时长。同时，一旦陷入”加班模式“，无论学历高低，都会越加班、加班时间越长。作者认为，”加班“这一普遍现象，已成为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不仅会严重损害职工的身心健康，也会导致员工大量流失以及招工困难，反过来破坏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用工环境，阻碍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8期，原题为《加班依赖体制：再探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问题》，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思考。加班依赖体制：再探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问题
近年来连续发生多起互联网行业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猝死案件，“996”“007”“打工人”“码农”等词语频频登上热搜，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平台用工或职业白领“过度加班”问题引发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而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一线青年农民工的劳动状况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不可否认，在21世纪前20年，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保护取得巨大成就，仅以我们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为例，2020年下半年，珠三角大专以下学历农民工月平均工资4294.8元，周工作时间52.8小时，养老保险参保率为89.8%，而2010年三项指标则分别为1848.6元、56.3小时和35.5%。
尽管一线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明显好转，但由于存在低学历、外地人和农业户籍等身份特征，就业能力和谈判能力均较弱，超时加班、疲劳作业、职业伤害等问题仍比互联网从业者更严重。只是青年农民工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缺乏在互联网表达抗议的渠道和能力，这就更加需要学术界的“底层关怀”。本文重新回到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这一主题下，利用一项来自广东地区的最新调查数据探究薪酬制度对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的影响。
▍研究视角
超时加班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中国劳动者尤甚。国际劳工组织在2019年4月28日发布的题为《安全和健康处于未来工作的中心：构建在百年经验之上》的文章中称世界上大约36%的劳动力人口工作时间过长，即每周超过48小时。根据北京师范大学《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中国劳动者年工作时间约2200小时，相当于英美德法等国家20世纪20—50年代的水平，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时间，属全球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显示，60%的劳动者每周或者上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70%左右的劳动力每个月的工作时间或上个月的工作时间超过28天。从人口特征来看，存在过度劳动的劳动者主要特征表现为男性、教育程度较低、低技能、从事资源与劳动密集行业与外资合资企业的工作。
企业薪酬结构是塑造劳动者加班行为的重要制度机制。从薪酬结构上看，一线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存在一种“低基本工资和高加班工资”的薪酬组合，而且过去十余年呈现基本工资占比不断下降、加班工资占比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基本工资较低且长期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情况下，农民工只有通过不断加班获得更高的收入，这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加班依赖体制”，主要表现为“长白班”与“两班倒”工时制，劳动时间长、加班严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中加班工资占比过高。“加班依赖体制”是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之一。劳动力市场存在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其中，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以农民工为主，具有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就业不稳定、晋升空间小等特点，一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为主。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全日制受雇佣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属于初级劳动力市场的范畴，以8小时工作制、完善的社会保险、稳定的工资收入、较大的职业发展空间等为特征，在中国一线生产或服务员工虽然拥有社会保险和稳定的工资收入，但却是低收入、低质量的就业，而且长期牺牲休息休假时间，往往被纳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范畴。
(近期网上流传的“公司作息表”部分内容)
与城市白领相比，农民工之所以会陷入“加班依赖体制”，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在学历、外来身份、户籍上的“三重身份弱势”。学历低是农民工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由于外来者身份导致求职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没有经过充分时间，更难找到相对优质的就业岗位。在户籍方面，尽管近年来户籍改革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户籍排斥已经基本消失，但是户籍仍然通过教育、公共服务等多种方式在间接影响着就业市场。简言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青年农民工由于自身人力资本偏低以及外来身份、农业户口这“三重身份弱势”导致较低的就业能力和薪酬谈判能力，在求职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更容易陷入到“加班依赖体制”，即不得不依靠超时加班来获取更高的工资收入。
▍调查数据与样本
本文所用的数据是一项最新的社会调查，即2021年广东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GDEES2021)。2021年调查于1月至3月在广东全省展开，覆盖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行业，主要调查企业和员工在2020年的生产经营与工作生活状况。调查根据广东各地经济总量和用工规模采取配额抽样方法，先选择样本企业，然后每家企业填写5份员工问卷。在样本分配上，广州、深圳，每个城市配额200家企业，1000名员工；东莞、惠州、中山和珠海，每个城市120家企业，600名员工；其他地级市为80~100家企业，400~500名员工。问卷填答采用的是自填式邮寄返回的方法，最终回收企业问卷2053份，有效员工问卷9917份。由于我们研究对象为青年员工，因此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本文所指青年年龄范围是15~35周岁。由于个别变量存在填答缺失，经过数据清理，纳入到本项研究的青年样本为4505份，占总样本的45.43%；其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高等学历者占59.59%，没有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中低学历者占40.41%。本文所研究的青年员工的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青年员工加班类型与群体特征
（一） 青年员工加班类型分布
根据我国《劳动法》第36、38和41条规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日，且用人单位组织加班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出于特殊需要，需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以往研究主要是根据日工作时间或者周工作时间来衡量青年员工是否存在过度劳动情况，但是用人单位计薪周期是月，因此采用月工时来计算员工工作时间更能够全面反映员工的劳动投入和劳动强度的状况。根据8小时标准工时的相关规定，劳动者每月工作时间低于或等于174小时不存在加班；加班在36小时以内，每月工作不超过210个小时，属于“合法加班”；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10个小时但不超过260个小时，则属于“轻度违法加班”。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近来屡次登上热搜的“996工作制”，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月工作时间在260个小时及以上，这意味着劳动者每月加班86个小时以上，即平时加班46个小时，周末加班40个小时，这属于严重违法加班。
调查表明广东地区青年员工月平均工作时长为197.22小时，超过标准工时23个小时，其中男性203个小时，女性192个小时；管理人员190.77个小时，普工202.62个小时，技术人员195.94个小时。进一步，我们统计了各群组工作时间和存在加班以及违法加班的样本分布。从每月工作时长看，工作时间最长的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外地农业户口者，即“外来民工”，平均每月达到225个小时，85%的样本存在加班行为，约47.2%处于违法加班的状态，还有21.27%属于严重违法加班即“996”模式。而在受过高等教育样本中，存在“996”的仅为3.22%，其中外地人为5.5%，本地人的比例不到2%。
通过多群组的对比分析发现，工作时间最长的仍然是外来青年农民工，他们同时具有低学历、外地人口和农业户籍的三重身份，即本文所提到的“三重身份弱势”。其中学历差异是各组差异中最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员工尽管也存在户籍、来源地等身份差异，但是平均工作时间均不超过190个小时，且内部分化较小；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则更多地存在违法加班或者严重违法加班。